本文把云贵高原置于民族走廊学术脉络中进行研究，强调这一区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意义，阐明了云贵高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分析融合多元文化体系的云贵高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的空间和文化意义。作为跨区域社会体系的云贵高原，又为学界提供了理解走廊与区域族际互动机制的研究视野。这一区域研究一直以来是我国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研究场域，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通过敬拜祖先来培育忠孝伦理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而祖先本质问题一直是人类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一个（亻革）家村寨的鲜活案例,本文呈现出祖先本质多面性所蕴含的复杂的家族文化体系,回归祖先崇拜与家族村落社会治理以及国家认同的基础性问题。案例表明,（亻革）家建构的祖先本质多面性的观念,是其家长权力在祖先灵魂世界中的投射。家长借助祖先权力,通过举行一系列的祭祖仪式来惩罚有失伦理道德者,其动机在于及时纠正社会结构的异常状态。反复操演的祭祖仪式,使祖先的本质和权力成为维系家族社会运作的一种文化资源,既培养了社会个体忠孝于家庭、家族和祖先的伦理价值观,也培养了家族社会的共同体意识,更是培养了家族对国家的高度认同。而个人忠孝于家族、家族忠孝于社会和国家的伦理价值观,正是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因此,这一案例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体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考视角。

滇南"彝族孔姓"作为具有多重身份的群体,迁徙传说、祖先碑文和他们的"主体"实践,赋予了他们对于血缘和原生论的坚信与认知,而作为"他者"的地方传说和研究者,则更多强调他们身份和姓氏的建构性与依附性。本文结合上述两种观点和研究,从当地人的日常实践与互动出发,讨论共同祖先产生的情感纽带使他们超越原生与建构二元论,在身份上达成叠合认同或双向认同,从而促进共同体的建立。从过程论出发,彝族孔姓多重身份获得的历时性演变,从个体和群体层面反映多元一体的形成,阐述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过程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体操作路径和抓手,族群间文化交融有利于族际认同与国家认同。基于内蒙古牧区的田野调查发现,整体上牧民的国家认同程度较高。进一步的微观研究发现,牧区民众对古典文化和民族文化认同高于西方文化;民众对国家的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政策给予高度关注,这说明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但牧区民众对草原地区开矿、禁牧政策和移民政策表现出复杂的认同倾向。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蒙古族群众表现出较高的认同,但呈现出民族群体认同的阶层化差异。从民族交往看,蒙古族微信圈中他族比例较高的群体对古典文化认同较高,汉族微信圈中蒙古族比例较高的对民族文化认同较高,这说明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个体通过社会分类，自动形成了不同的族群。处于族群边界的个体或群体构成了族群边缘。在族群边缘，族群的特征被凸显了出来，正处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之中，因而成为观察和理解民族共同体心理形成和发展的最佳视角。在我国，处于族群边缘的群体包括跨界民族、族际通婚者及其子女、走廊民族、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人口众多民族的不同支系或民系、未识别民族和族别识异的民族、双文化者。历史记忆、共同语言、根基性情感、民族内隐观和民族认同是族群边缘研究的重要领域。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通过有效的族际政治整合实现国家共同体的稳固与长治久安,是一个国家不容忽视的历史使命。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现实需要使得族际政治整合成为民族政治的一个研究热点和学术增长点。学术界在族际政治整合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机制构成等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梳理当前学术界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成果,标示族际政治整合研究发展的进一步路向,对于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具有重大意义。

族际生态是族群和族群之间复杂关联性与有机联系性的表征，也是社会人文空间形态的本相，还是不同族群交往互动的复杂性机制，更是一种族群的动态发展过程与理念。既要在历史和时间现场中自觉地寻求并触摸族际生态，也要在田野中用“直觉”及“移情”再发现族际生态，更要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用共情的方法凝视族际生态。基于族际生态体现在差异中求共生的哲理，认识到通过梳理与理解族际生态的链接性结构，不仅有助于阐明“何为中国”，而且也能更深入领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要义，还能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族际关联性和生生不息的凝聚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族际交往途径，在理论上分析了族际交往意愿的决定因素、梯度差异、行为结果和社会效应，并采用中国西部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族际交往的决定因素来看，跨民族交往能力和现代性水平深刻影响着族际交往意愿；第二，从族际交往的行为结果来看，族际交往意愿直接形塑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存量；第三，从族际交往的社会效应来看，族际交往显著影响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和国家认同程度。这些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包括未来民族政策中需要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和民族语言推广，加速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进程，在民族地区优化社会资本、提升社会信任和增强国家认同，以在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面梳理相关领域文献可以提炼出族际关系张力来源的四种主要理论假说。"文化差异说"着眼于历史文化层面,认为族际关系张力主要是由客观存在的族际差异所造成的;"利益竞争说"着眼于政治经济层面,认为族际冲突的本质是围绕政治经济利益而展开的竞争;"结构区隔说"着眼于社会结构视角层面,认为族群之间的结构断裂以及边界固化导致了族际冲突的最终发生;"安全困境说"着眼于国家对族际关系的掌控能力,认为中央政权控制力衰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内族群冲突的重要原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工作中,一方面必须以特定民族政策对诸多张力来源进行有效回应,另一方面也必须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对多元张力的超越。

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共同体"为阐释基础,提出民族国家的铸造不仅需要发达的工业、出版传播行业和统一的市场,同时也需要战争作为具身性的催化剂。而在和平年代,失去了战争这个残酷的外部力量,足球作为战争的最佳隐喻,成为继续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体。足球以其第一运动的传播力、召唤力和切身性特征,提供战争一样的带入情境,激发参与者的激情,把大众的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来,而这种想象共识的达成,则成为了铸牢"个体身份-集体身份-国家身份"三位一体身份的内在力量。

随着2018年"中华民族"入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我国民族建设的重大纲领和根本指针。基于关系理性的视角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精神引领,有助于协调民族内部关系,增强民族内部凝聚力。"共生互补""文明互鉴""多民族交融发展"反映了民族关系新的时代性要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纽带的联结中,走廊地带按照"和谐"这一根本要求调控民族关系,有利于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化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从而在统一的文化认同机制和国家观念中进一步实现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走廊地带地处多个地理板块的连接处,加上其构型的特征,在走廊内外出现了一些边界。这些边界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还是文化边界、民族边界。边界的出现,意味着多元耦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及新的共同体生成。河西走廊地处四大"地理—文化"板块之间,既是周边四大区域文化的边界,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耦合地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西北多民族共同体。这也是河西走廊的民族学意义,同时还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两者之间维护价值安全与建设价值共同体的目标属性，反映出共同的价值内核。总体国家安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均以价值为本质性归属。以价值认同为切入点，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审视国家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成为验证两者关系的重要方法。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核心在于维护价值安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增进价值认同，两者之间在价值层面实现了互嵌和互构。在现实中，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多重价值张力，已对国家的主导价值产生了负面冲击，甚至可能对国家共同体建设造成解构效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更是存在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高度重视维护价值安全，采取措施凝聚价值内核、建构价值共识。

冷战时期许多民族问题超越了传统安全视野中的国家边界而带有跨国性,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领域里最鲜明的变化,是非传统安全逐渐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并日显其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以及人类安全具有的巨大威胁。总体国家安全中非传统安全因素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从观念上筑牢中华民族总体国家安全意识、培育中华民族集体尊严、深化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不二方略。

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紧密相连。国家安全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安全的基本支撑。没有安全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治理就无从谈起；建基于现代化和发展基础之上的安全才更可靠、更可持续。从总体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看，当前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仍面临诸多挑战。客观层面，边疆地区的安全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蔓延；主观层面，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新时代的新要求仍存在差距。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树立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推动边疆治理思路的现代化转型；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加强边疆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边疆治理的“心”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