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对维护国家领土统一、实现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都极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分析,分析不同阶段民族政策的价值偏向性以及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同影响。新时期民族政策对于国家认同的再强化,须加强民族共同体、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教育、国家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建设。重视民族干部培养,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有效结合。正确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强化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包容性大、凝聚力强的命运共同体。

慕课教育模式贯通线上线下、课堂内外,是全方位育人理念在网络时代的重要体现。5G技术为民族团结慕课带来教育数据扩容与教育内涵扩展两个层面的教改空间。新时代相关教学改革必须充分利用新技术,在知识传授方面以理服人、在情感沟通方面以情动人,体现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传播民族理论知识与促进民族团结情感信念的双重属性。5G时代民族团结教育慕课教学改革需要考虑一般慕课教改的普遍问题与民族团结教育慕课教改的特殊挑战,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统领,在引入"5G+民族团结教育"理念、更新教学团队构成模式、打造交互性立体性教学素材与案例库、重视并利用课程衍生数据等方面开展先期探索,利用5G技术更为顺利地打通慕课教学的知识线与情感线,使高科技红利顺利转化为民族团结教育成果。

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阈内,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迈进要经历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什么样的共同体,如何建设共同体,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实践中不得不回应的课题,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理论使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审视共同体的当代建构,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现时代,着眼于人与自然界共生共在的应然态势、民族国家的客观现实存在、世界历史的必然潮流,自然生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必要的建构选择。

通史编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郑樵以“会通”之义继之于后，再到章学诚“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通史家风”。这种“通史家风”不仅在根本上规范着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通史创作，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从事史学著述的最高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通史所秉持的既有价值体系和资鉴功能，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从这一路径来看，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民族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主要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团结进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脱贫、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新中国70年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有很多重要的学术创新和有影响力的观点,现作综合和评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提出以来,国内学界主要从历史起源、形成方式、战略定位、其面临的挑战及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探讨,研究成果丰富,涉及学科众多,但同时也存在诸如概念不清、研究视角褊狭、研究内容形而上学、研究方法较单一等问题。对此,学界应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起源、概念内涵、演变过程,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法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注重运用多维视野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与施行,注重运用大数据与多学科协同互嵌的方法拓展研究视阈,增强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可行性,以突破历史局限,进入新时代的开拓空间。

交通运输是推动区域时空格局演变的核心因素。1949年后,交通运输的发展不断推动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与外部社会的互联互通,时空压缩效应日益显现。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的符号象征、社会整合和民族自信,为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进一步加快西部民族地区交通建设的步伐,处理好与交通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生态、文化问题,依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借此构建一种建设性的民族主义,进而将其转化为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从硬性的物理铺设和软性的文化构建两个方面共同创造出一个更为连续的国家空间,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

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实践,文学旅游既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参与了文化的塑造。英国文学旅游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兴起并形成一门产业,这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交通技术的革命、宗教的衰落和"欧陆游学"传统是文学旅游兴起的主要因素。文学旅游地方的类型可分为与作家相关的真实地方以及与作品相关的虚构地方。前者包括作家的墓地、出生地和故居,后者表现为一系列想象的"文学之乡"。文学旅游影响了18和19世纪英国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参与了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并推动了性别空间观念的重构。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历经以优先发展小学教育为重心的教育起步阶段（1949—1977年）、以普及义务教育为目标的恢复发展阶段（1978—2000年）和以民族团结教育为抓手的内涵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少数民族学生受教育权利得到保障;师资队伍逐步优化,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质量得到提升;双语教育稳步推进,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需求得到满足;教育投入持续增加,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事业得到支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同时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坚持党的领导,保障民族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坚持因地制宜,满足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坚持文化共生场域建设,推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坚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高校课程是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主渠道，深度挖掘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推动专业课与思政课有机结合，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援藏干部口述史实践教学是新时代背景下云南大学发挥学科专业人才优势，主动融入课程思政而打造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教学的实践环节。文章以在“长期建藏”政策背景下进入并扎根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援藏干部口述史实践教学为例，总结该实践教学对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和对课程思政的启示，为高校开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课程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介的发展正在重塑“视频影像时代”跨越国族与时空边界的“想象共同体”。电影是一种视听、创意与思维相互碰撞的具象的艺术，影像本身具有三个演变的层面：承载视听欲望的感官层面、表现艺术的叙事层面以及传达伦理与价值观的精神层面。笔者拟以抗美援朝电影《长津湖》为例，试从这三个层次展开讨论，探究建构在影像基础上的“国家共同体想象”及其承载着的感性、理性与神性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诞生于1935年,最初以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面世。本文主要在大量《申报》及《人民日报》相关材料基础上,勾勒出1935-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以电影插曲、广播播音节目、民众集会仪式、文学作品情节等形式传播开来,为民众普遍接受的过程,同时揭示出其广泛传唱乃至最终被定为代国歌与"民族—人民共同体"形成之间的紧密关系。

《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部庆祝祖国70周年的献礼片。影片将大历史后置为背景,借助以小见大的平民叙事视角,既完成了历史叙述,又突出了历史现场背后的无名者。影片采用7个故事单元组合的拼盘式结构,内在涌动一以贯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重要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途径。文章通过分析海南杞黎家屋外祖先鬼祭祀到屋内神龛祭祀变迁的过程,阐明祖先信仰中的文化交融隐喻着现实社会中的黎汉关系,即汉族向中心山区杞黎输入先进技术、改善现代生活和医疗条件的历史过程。研究发现,汉族祖先能够带来福祉的神化形象及其功能已被杞黎融入到传统祖先鬼信仰及其祭祀中,成为黎汉民族团结和友好互助关系的象征性表达,重塑着黎汉文化秩序与实践者的行动。当前杞黎这种祖先鬼和祖先神并置的新的祖先信仰文化模式,正是黎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过程性的体现。增进共同性是促进黎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机制,也是岛屿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性文化实践。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中国重要社会问题之一。习俗是民族之象征,各民族同胞对本民族风俗习惯充满着感情,常以本民族风俗习惯是否受到尊重和保护来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从而民族风俗习惯成为民族关系问题中的敏感因素。建党百年来,我国逐步形成并制定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系列民族风俗习惯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稳定、发展及繁荣。总结和反思建党百年来我国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形成发展历程,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贯穿这一历程的基本方向,突出表现在通过制定国家法律、民族政策来加以保障和维护,以传承和弘扬优秀的、积极的、健康的民族风俗习惯,改变和革除落后的、消极的、不健康的民族风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