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百年，是中华民族自觉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工作实践对中华民族进行有机整合，有效促进了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自觉发展，并且逐步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自觉发展的主导性因素，厘清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自觉发展的逻辑关系，对于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重要且成功的工作实践为线索，考察中华民族自觉发展的历史进程，深化党与中华民族关系的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通过史学视角梳理1910-2017年全国运动会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的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动态关系。1910-1948年全国运动会处于萌芽期,该时期全运会助益国人形成良好的现代体育观;通过恢复全运会办赛自主权,彰显主权独立民族自决的决心,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一定贡献;1959-197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四届全运会处于全运会发展初期,该时期国家面临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国内国际双重认同,通过全运会仪式和国家象征符号表征,展现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图景;1983-2017年全国运动会处于发展变革期,在全球化背景下,借助全运会工具价值实现国家奥运战略,在国际舞台展现国家软实力,持续为我国全球声望和国际影响力做出贡献;同时,该时期全运会朝着全民共享的体育庆典指向发展,不再仅仅是精英运动员的竞技场。透过不同的政治景况、历史阶段镜像,全运会变迁史见证了近现代中华民族"想象共同体"（国家）发轫成长固基的动态图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与民族命运走向。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团结意识觉醒、民族自在性探索、自觉性增强到自为性发展的百年实践中，总结出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政治前提，坚持协调各民族区域发展共同利益为经济基础，坚持共建共有精神家园为精神动力，坚持中华多元与一体价值观为价值选择的基本经验。为新时代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现实启示，要加强国家共同体思想共识，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巩固民族共同体物质基础，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文化共同体精神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积极应对全球性公共事件。

中共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与复兴的历程中,从思想理论层面建构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念,阐释了"中华民族"概念及由此衍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革命时期的"以国聚族"、建设时期的"以家喻族"和改革以来的"多元一体",即中华民族新国家——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创立以中华为国号、以中华民族为国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时,始终主张维护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框架,但经历了从建立联邦制的中华民族国家到建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就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使新中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使中国境内各民族成为互助团结的兄弟民族,为此有关文本宣示、宣传了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改革以来,党高度重视中华民族话语建构,尤其是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提法描绘国家发展目标赢得了国人的广泛认同,而在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方面,除了继续在"民族大家庭""祖国大家庭"等提法基础上阐... 更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九大写进党章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政策创新,并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众多根据。而在这众多根据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百年以来的各个阶段,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的互动的逻辑:横向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策利益的物理空间与政策认识的思维空间的辩证统一,纵向表现为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为一致的自生、共生至同生的交叉并存的历史特征与趋势。这种历史特征与趋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社会主义建设等时期得以逐步完善,并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新战略。为实现民族政策新战略,应从人民本位上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从政治团结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联结,从经济合作上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互动,从文化交融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实现。

共同体是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方式,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着眼于百年党史的视域,以"个体认知—群体实践—整体重塑"三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可以大体看出,党对"中国公民"权利与义务的依法确认;党对"中国各民族"聚居、杂居、散居的政策实践;党在宪制建设中彰显"中华民族"并带领其向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发展的核心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历史民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闪耀世界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探索历程,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长、成熟和壮大同向而行,同党史上的重要节点密切相关。从百年党史的视角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始终做到初心不改,坚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党史的重大节点适时调整具体政策,构建了"守正创新"的内在逻辑。这给我们如下启示: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地位;第二,必须始终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第三,必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守正创新。

当前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着全球,把握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脉,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在疫情防控中采取不同态度和措施,取得不同的成效来凸显中国共产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性和现实性。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显著优势由理论、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领导力量等因素汇聚而成,在与中国传统的民族地区治理体制、苏联民族共和国联邦制以及当今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相比较中显现。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进一步研究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治理的效能。

满族是继蒙古族之后,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其重要而独特地位。在其统治时期内所创造和使用的各种制度不仅对整个"清"王朝的发展和衰落有所影响,而且对"民族"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重用。这些政治手段的使用使满族的发展有着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特点和过程,其中最为特别的一项制度——八旗制度在前现代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塑造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爱国主义作为联结个体与民族国家的精神桥梁,凝结着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同、搭载着对全民族共同体利益的一致诉求。在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在主体无意识的状态下作用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至近代,列强入侵激发了中华儿女空前的爱国之情,各族人民转而自觉地、有意识地凝聚在一起;自新中国成立,爱国主义助推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进入崭新历史阶段。在新时代背景下,应更好发挥爱国主义的强韧纽带作用,用爱国主义教育指引人们确立民族团结的牢固认知、培植人们维护民族团结的强烈情感、引导人们为深化民族团结矢志奋斗,并以团结精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少数民族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边疆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支撑。培育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治意识,需要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法治观和人生观,正确把握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互关系和时代内涵。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教育要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创新融合。把爱国主义价值观教育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教育,成为新时代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建设爱国主义价值观教育基地、精品法治教育教材课程和校园法治文化阵地,创建"网、端、微"法治教育平台等方式,凝聚爱国力量,滋养爱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捍卫者。

近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发各界关注。好的艺术作品注重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的追求，是重要的教育载体。爱国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视听媒介和教育载体，与其他教育模式相比，更具有“活性”的教育特征，是阐释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爱国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的实践表征，以意义生产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使观众自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需要的情感、文化、历史记忆形成互动，推动集体记忆下共同体意识的仪式建构和认同构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载体。该文以战争类爱国电影《长津湖》为例，结合电影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对其内容与叙事手法进行分析，讨论新时代背景下爱国电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路径和意义。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能够彰显道德力量，可以给人们启迪，所以文学是构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方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有积极作用。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他的创作往往立足于草原取材，但又不局限于本土观念，而是始终把个人的情感、草原生活的变迁和时代的巨变紧密联系，歌颂新生活、赞美新时代、讴歌新中国，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描绘边疆画卷，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作为有着明确而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藏族作家,阿来的汉语文学在认知"中国的西藏"与"在藏地书写中国"中表述着多民族"和合"的"历史的大势",并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参与世界对话,彰显出全球化语境下"跨文明写作"的在场意义。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等多重矛盾吊诡统一的语境中,关于阿来的研究却落入"藏地书写""藏文明认同"等阐释框架,误读了阿来执着于呈现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诉求,遮蔽了其文学创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建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