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多民族国家政权的构建,为世代生活于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沟通、融合与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舞台。在这个新兴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受到历史因素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国内的民族关系复杂、民族问题丛生,纵观华夏大地,各个不同地域中的民族关系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据此,党和国家着手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尽可能地实现各个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互信,尤其是致力于消除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帮助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恢复和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以发挥民族政策调节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 从1949年至今,党和国家依据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创立、制定和发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充实成为一个政策体系,为调整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建国至今的60年历程中,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交互发展,形成了一条互动的历史轨迹——民族关系的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具有不同的现实状况,这就决定着在不同阶段中的民族政策面临的民族关系内外部的问题大相径庭,因此出台的民族政策也就伯仲不一；而当民族政策实施一定阶段以后,民族关系在其调整之下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原有的民族政策变得不再具有适应民族关系发展的特点,因此必须对民族政策进行调整,使其能够继续发挥对民族关系调节的作用。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正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互动,交互发展,并形成了互动的规律。 本论文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互动的历程,发现了二者互动的规律。民族政策并非是单一化的政策,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内容的动态发展的政策体系。在民族关系对民族政策的决定性逻辑之下,民族政策的复杂程度是由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化来决定的,而民族关系对民族政策的决定性作用可以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静态层面,这是由民族关系本身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相对稳定的特点来决定民族政策的层面。具体而言,当民族关系比较单一时,民族政策所需要涉及的方面、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相对单一；当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族际关系比较多元、民族问题比较突出时,民族政策所需要考虑的方面、所必须涉及的问题和矛盾就相对比较复杂而多元。第二个层面是动态的层面,这一层面的民族政策是由发展过程中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特点决定的。具体而言,除了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整合和导向以外,民族关系还要遵循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在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着利益展开的民族发展问题始终是民族发展的决定性规律,只有占据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才能实现民族的发展和壮大。在这样的规律下,尽管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很强大,但是在民族发展过程中所滋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会层出不穷,有些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将是多民族国家始料不及的,这样,民族关系便具有了动态发展的特征,从而决定了民族政策的动态发展性和复杂性。 具体而言,新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的互动并不是停留在一个静态的发展阶段,而是随着民族关系自身的发展和一系列民族政策的不断出台,民族政策形成一个体系之后,彼此之间出现了不相适应的地方,或者说主要是民族政策实施一定时期以后,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使得原来制定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新特点和新变化之间发生了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为了能够继续促进民族关系向符合单一制多民族国家要求的方向发展,民族政策必然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民族关系新的特点和新的形势。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年历程,是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互动不断变化发展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不同的阶段中二者的互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形成一条二者互动关系的脉络。论文主要依据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显著区别的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阶段的考察。 1949年至1956年,是新中国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互动的起点。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开创和初步确立了民族政策体系,民族关系受到了民族政策体系的初步调整；1957年至1965年,是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之间曲折互动的时期。这个时期,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农业生产大跃进、各项民族政策受到左倾化的影响,使得民族关系受到了左倾的干扰；1966年至1976年,是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均遭到严重破坏,二者的互动受到严重影响的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全民性政治运动破坏了国家的正常发展进程,彻底否定了新中国建国以来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也严重干扰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977年至1991年,是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互动的恢复与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各项社会制度也得到恢复或重建,民族政策成为了恢复与发展的重要内容,民族关系也重新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1992年至今,是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互动的深入发展时期。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不仅加速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前进步伐,也极大地解放了民族地区的生产力,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关系出现的一些变化和民族问题的发展动态的分析,国家作出了“民族、宗教无小事”的基本判断,分析了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时期中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做出了民族工作开展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的基本定位。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到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国的民族发展问题更加突出——此时的民族发展已非彼时单纯的民族经济发展问题,各民族要求发展的领域更广、程度更深,主要表现为从原来比较偏重于经济发展逐渐走向偏重于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分享更多的经济利益、获得更多的民族文化发展机会等等。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更加多元化,更加复杂化,更加国际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要继续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的调节作用,必须对民族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使其更加完善。民族政策中的国家认同的强化、族际政治整合方式的构建、民族问题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的出台、民族关系调节系统的完善等新的调节方式必将成为民族政策完善和发展的新内容。正是由于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之间存在生生不息的互动关系,为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互动研究的持续进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新疆位于祖国的西北边陲,地缘位置重要,是拥有13个世居民族的多民族地区,也是拥有许多跨界民族的地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围绕利益的分配,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关系复杂。民族关系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关系,其状况如何事关新疆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研究如何处理好新疆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调控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课题。本文除导言和结论外,有四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探讨了民族关系和民族关系调控的基本理论。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民族关系是民族在交往中为了谋求民族利益而开展的群体性社会关系,具有社会性、交往性、民族性和功利性特点。而民族关系调控是指一切社会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引导和促进民族关系向合理有序方向发展的实践过程,具有主体性、工具性、目的性和实践性特点。并认为调控内容包括民族利益调控机制和民族关系调控体系。 第二部分在简要介绍新疆多民族地区概况和民族聚居区分类基础上,探讨了新疆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核心是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人口问题是影响的重要因素等。通过对新疆历史与现实状况的分析,得出民族关系存在的问题是经济、文化一体化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地区间、民族间某些结构性发展不平衡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民族意识增强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新疆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调控的必要性取决于民族关系的重要性、社会转型期的现实要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并提出民族聚居地区就是某一民族或多个民族历史地居住在某一能够维持民族生存和发展且享有自主或联合地管理自己民族社会事务的地区。 第三部分在探讨了新疆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调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认为新疆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调控存在的问题是民族利益调控有待完善和民族关系调控体系不完善,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是民族利益尚待均衡和民族关系调控体系滞后。 第四部分提出进一步完善新疆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调控的对策是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关系;自治区大力发展相对落后地区;通过协调民族利益来促进各民族平衡发展;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重视调控主体;丰富调控手段;政府工作人员要通过转变作风切实为人民服务;重视对民族间斗殴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处理。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毛泽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主成部分,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采取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和好评,但是随着上个世纪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以及近年来发生的颜色革命都是出在了民族关系问题上。我国去年发生了3.14“藏独”打砸抢烧事件,今年又出现了更令人发指的新疆7.5事件,可见民族关系搞不好会制约着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目前,我国对民族关系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学研究基本上更少。本文主要对毛泽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对民族关系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并得出本人对其学者的评价。其次,详细介绍了毛泽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来源,以及思想的基本内容。再次,通过对我国当前民族关系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最后,通过对毛泽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思想的整体思考得出我们当今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新疆地大物博,其特有的自然资源优势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作为国家的边防屏障,对外交流的窗口,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研究新疆的民族关系,巩固、发展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仅是当前维护新疆稳定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战略任务,实现对新疆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维吾尔族和回族,是新疆人口较多的世居民族。研究新疆维、回族关系对于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民族关系问题,进而巩固和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国家边疆安全,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吐鲁番市葡萄沟达普散盖村为个案,以维吾尔族与回族的关系为关注点,以民族社会学民族关系研究理论和前人己有的研究成果为指导,运用文献参阅、参与观察、问卷法、比较研究法、定点跟踪法,通过对该村民族分层与民族关系、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文化异同与民族关系、社会交往与民族关系、族际通婚与民族关系、市场经济视野下的民族关系等影响民族关系的若干变量的综合分析考察,真实反映调查地点的民族关系状况,得出该村维、回族村民经过长期的混杂居,两个民族之间已建立了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团结友爱、共同进步的和谐关系。但是通过实地研究,我们也发现达普散盖社区的回、维民族关系因其特殊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又表现出交往的类型的转变、敏感性加强、影响因素民族关系逐渐增多等新的特点,并以此提出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视农村多民族社区民族团结教育、农村多民族社区民族发展与地区发展应相适应等对策和建议。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形势动荡不安,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大不如前,在这种背景下,西域各民族政权、外来民族势力以及中原各政权掀起了争夺西域控制权的狂潮。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继进入西域。导致西域民族关系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为西域及周边以后的民族构成与发展奠定了基调,亦对当时及随后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有强烈的影响。西域地区是我国少有的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文化并存的地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民族关系对于研究古代西域地区的民族构成、风俗习惯以及文化现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历史的观察和研读,力图从宏观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西域民族关系,尽量运用所掌握的资源,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民族史做一贯的研究,并不单独描述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势力的兴衰,试图从较长时间段内查找出西域历史发展的一些特点及其原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民族的发展、融合和消亡进行一些调查,着力分析这个时期西域地区民族间关系的发展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其形成背景和后果以及其历史意义做一些探求。

河南“中牟事件”其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历次民族性群体事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它不仅给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也给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六年后的今天,从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角度来反思该“事件”的成因,由此推及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调控研究无疑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河南“中牟事件”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关系问题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个必须要始终高度重视的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此次事件的原因、经过、政府所采取的平息措施以及当时和现今事发地所涉及的回汉村庄的民族关系状况的揭示,来阐述对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进行适度调控的必要性以及今后应如何进一步改善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的重要性。 本文叙述的逻辑思路是：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河南省散杂居民族概况简述及对河南省民族关系的历史回顾,阐述了河南省民族关系的历史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显现了回汉两个民族从紧张到平稳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河南“中牟事件”发生的大致经过及河南省省委、省政府为平息事件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从客观角度概述了河南“中牟事件”大致发生的真实过程以及河南省省委、省政府及时有效地为平息事件所采取的措施。 第三章河南“中牟事件”的原因及该事件发生后回汉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揭示并分析了河南“中牟事件”发生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中牟县各级干部没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事发地经济利益冲突导致的民族情绪对立；事发地回汉村部分村民法制观念淡薄；事发地回汉村村委功能“虚化”和“异化”；事发地某些干部大汉族主义残余思想在作怪；事发地回族村民族意识浓烈；事发地回汉村庄村内邪恶势力、涉黑势力的推波助澜；事发地基层组织对回汉民族日常纠纷处理不彻底等原因所致。现今,通过调研发现河南“中牟事件”后回汉民族关系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当地政府“忽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和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当地政府缺乏用法律、行政手段来调控民族关系；当地回汉群众仍然存在的诸多误解需要化解；当地大多数回汉群众对政府处理“中牟事件”的结果不满意；事件中受难者及其亲属的积怨化解工作没有当成一项长期而又细致的工作来做；当地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尚未落到实处；事发地和周边村庄对当地少数民族“妖魔化”之风尚未平息等问题。 第四章河南“中牟事件”有关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研究中的几点思考和启示,以河南“中牟事件”为例,推及散杂居地区回汉民族关系的特殊性,提出不容忽视影响散杂居地区回汉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要高度重视散杂居地区大汉族主义残余思想重新抬头的苗头；要着力研究散杂居地区回族群众的“抱团”现象对散杂居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要高度警惕散杂居地区回汉村庄村内邪恶势力、涉黑势力和家族势力对民族关系的破坏；要高度戒备散杂居地区市场经济活动中不正常竞争所诱发的民族性群体事件的发生；要密切关注散杂居地区部分干部群众“异化”党的民族优惠政策所产生的民族偏见；要认真细致地妥善处理好“中牟事件”中受害人亲属的遗留问题,确保以后回汉民族关系始终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等。同时,河南“中牟事件”在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上也给我们以诸多的启示：首先,必须充分认识民族问题所具有的五个基本特性,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其次,散杂居民族关系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极端的重要性,要求民族工作必须始终把加强民族团结与维护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第三,必须加强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的调控措施和完善民族关系的调控机制；第四,建立预防和处置群体事件快速反应的预警机制。通过以上举措来调控散杂居地区的回汉民族关系,从而达到并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它虽起源于春秋战国时的中原腹地,但之后的历史时期则多次兴建于北方边疆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秦汉时代,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在各自的政权下实现了统一,并以长城为界南北对峙。这种情况此后在历史上又屡次重现。本文便是对秦汉时期长城与民族的互动关系进行的系统而具体的研究。正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叙述了自春秋战国至西汉中期我国北方的民族关系以及战国、秦、汉长城的修建过程。长城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中矛盾冲突方面的产物,而长城的修筑又反过来影响到周边地带的人群分化和民族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成熟完备的长城防御体系得以产生 第二章具体分析了秦汉长城防御体系的内部构成。分析显示,由墙垣、亭燧、城障等基本设施和配套制度构成的长城边防体系在军事上是防御线,在经济上是封锁线,是秦汉中原王朝力图维护边疆的巩固完整和内部统治秩序的稳定而设置的人为界限。 第三章深入探讨了秦汉长城防御体系在民族关系上的作用和意义。万里长城虽然是北方游牧社会与中原农耕社会对立和冲突的产物,是秦汉帝国力图封锁、隔绝两个社会的人为界限。但是这种封锁和隔绝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这个界限也是脆弱和不稳定的。长城及其防御体系的存在,维持了边疆的整体和平与稳定,为民族间的交往和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合法的关市贸易和民间的走私贸易并行于边塞,河西路上,丝路贸易更为繁荣；长城两侧成为了活跃的民族融合地带,长城也成为了联结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纽带。 最后一章叙述了秦汉长城防御体系的废弃瓦解过程。自王莽时期开始,由于北方民族关系和边疆局势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东汉时期少数民族的大举入塞和以夷制夷政策的盛行,西汉以来成熟的长城防御体系逐渐遭到破坏、罢弃,至东汉中期之后整体已然瓦解,并被以夷制夷政策和屯营坞堡为主体的新的边防体系所取代。 总之,秦汉长城及其防御体系,是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北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对立和冲突的产物,其产生和瓦解反映着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在冲突中融合、在对立中统一的密切关系。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在近代国际与国内的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但直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民国中央政府才完全取得新疆的实际控制权。国民政府统治新疆后,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调整民族关系,同时借鉴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整合民族与国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政府在理论层面上阐述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构建起近代民族国家发展模式；其二,从现代国民教育着手,培养新疆各民族的整体国家观,加强中央政府和新疆地区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与国家的一体化。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当时新疆的民族人口数量及具体分布,分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对民族与国家产生的影响,最后叙述了吴忠信、张治中及张治中离任后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民族与国家间的关系；第二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叙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民政府统治新疆后,试图巩固在新疆的统治,争取各少数民族的认同,建构起各民族间共同的联系纽带。为此,吴忠信主政以后,大肆宣扬蒋介石的“宗族论”,谋求民族国家的统合。‘张治中主政以后,改变吴忠信主政时期宣扬的“宗族论”,重新倡导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理论。二是国民政府通过国民教育的实施,培养各少数民族学生整体国家观,促使各民族学生形成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整合民族与国家的措施与政策,及其所面临的内外双重挑战。在内部,新疆境内发生了一系列对国民政府统治合法性构成挑战的事件,如三区革命、“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等；在外部,美苏等国通过多种途径干涉中国内政,牟取各自在新疆的利益,构成对主权国家的外部挑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国民政府不断调整应对策略,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第四部分为结语部分,通过总结全文,探讨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云南边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关系影响着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和社会安定。因此云南民族关系历来是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也是不少专家研究的课题。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云南古代民族史成果丰硕,近现代却显差强人意。特别是建国初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云南新型民族关系形成的奠基时期。对建国初期的云南民族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不揣浅陋,对这一时期云南边疆民族关系的调整梳理进行深入、细致探讨,但愿能够对现代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有所启示。本文除前言外,共有四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建国初期云南边疆的形势。在阐述建国初期云南边疆的状况,云南少数民族的状况及民族关系的基础之上,论证了当时云南边疆民族关系复杂而重要。第二部分通过论述中央和云南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正确认识,颁布实施调整民族关系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从而阐述了调整云南边疆民族关系的思路和政策。第三部分内容是云南边疆新型民族关系的确立及其特点。在论述调整云南边疆民族关系的实践的基础之上,阐述了云南边疆民族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和云南边疆民族关系的特点。第四部分,对调整云南边疆民族关系的成功做法、实践经验进行归纳、总结,以资借鉴。 本文的创新之处,一是从云南区域地位独特,民族状况特殊,民族情势复杂,民族关系复杂而重要出发,在充分认清面临的形势之上,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并且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施,缘于此,云南边疆新型民族关系终于确立了并且具有鲜明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最终实现了最伟大的历史转变。二是史论结合,在分析论述调整云南边疆民族关系的实践取得成功的同时,作者用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四项内容”逐一进行细致分析、总结,得出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分析总结出了云南边疆民族关系的特点。

东魏北齐向以民族关系紧张著称于史,其境内民族问题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渊源,跟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密切相关。长期紧张的民族关系对国家政权的巩固造成了消极影响,成为北齐最终衰亡的原因之一。本文系统论述了东魏北齐的民族关系基本状况,包括民族关系的主流和民族融合的进程、民族矛盾和斗争,剖析论证了现象背后的政治背景、心理基础和思想根源,对一些有疑义的观点进行了辨析,并追溯了鲜卑民族的曲折的汉化进程和鲜汉民族交往的历史,梳理了政府的相关政策及其对调整民族关系的作用。在对鲜汉民族关系的各个侧面论述后,对其整体面貌进行评价。虽然统治者不能超脱特定的历史阶段,对汉族士人存在着压制,但总体上不能认为其违背了民族关系发展的大势。 绪论中交代了选题意义、学术史、研究方法,并对相关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 正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东魏北齐政权的基础、组成和性质,点明民族关系所处的时代和政治背景,通过高氏皇室的族源和民族认同,政权的建立过程和人员的结构,军队的组成,阐明两个主要民族及其上层各自的处境、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剖析了士人的心态轨迹和心灵困境,进而对政权的性质进行判定,由此可以对不同民族政治力量对比和上层的基本关系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可以更好地理解民族关系的各个侧面的不同表现。 第二部分叙述汉化和鲜卑化的表现,并指出其最终指向都是民族融合。虽然汉化的同时也出现鲜卑化和西胡化的现象,但汉化仍然是主流,历史发展大势决定了在中原建立政权的高氏必须尊重农业文明,学习汉文化。统治阶级有意无意中顺应了这一趋势,采用了一些适当的措施,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无成效,推动了汉化的历史进程。而反汉化只是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民族关系的主流是民族合作,民族融合在曲折中缓慢发展,北齐的鲜卑化或西胡化并无碍民族融合这一大方向。鲜卑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被吸收而得以存留,并丰富和发展了汉文化。当然有的鲜卑化现象的出现是落后或倒退的表现。 第三部分论述民族矛盾的表现、本质和成因。胪列民族歧视和民族冲突的表现,对东魏北齐政坛的三次重大政治斗争及其他政治斗争的性质、与民族矛盾的关联度进行辨析,揭示东魏北齐民族关系的斗争性的一面。剖析鲜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矛盾本质,并通过追溯拓跋鲜卑与汉族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民族关系走向的影响和六镇起义的反汉化性质,寻求民族矛盾的肇端。 第四部分论述跟调整民族关系有关的政策及其实施原因和效果。其政策具有两面性,为了维护鲜卑勋贵的特权和利益,采取了歧视压迫汉人的政治经济政策,而为了调和民族矛盾,安抚汉人,又与士人联合,但又予以提防和压制。在保留部分鲜卑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大力吸取汉文化。 结语部分指出东魏北齐的相应的民族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消除民族矛盾,甚至有的不当举措反而加剧了民族冲突,国内政治危机的扩大使国家实力削弱,北齐灭亡与北齐民族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表明民族关系融洽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汉化潮流出现漩涡,终究无改民族融合的历史大势。对统治者的一些积极的、顺应潮流的措施,必须正面评价。而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阵痛,却为六镇鲜卑这一保守群体的最终汉化和民族融合的完成打下了基础,昭示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银川市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是宁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受现代化洗礼程度最深的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作用和地位在全区举足轻重。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将会促使在计划经济上形成的民族关系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族关系的转型,在这一转型中,正确处理银川市民族关系更是关系到全区的稳定与发展。 本文着重从民族关系的基本结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影响以及民族关系的互动结构（居住格局、回汉通婚、流动人口、思想观念）的现状描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银川市民族关系的状况和社会现象成因,探寻银川市民族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银川市民族关系做历史性的回顾,总结当前银川市民族关系的特点、构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而从政治、经济、文化不同层面提出构建银川市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措施。

作为中国古代民族的一个成员,沙陀原为西突厥别部,活动于西域,后内迁代北地区,以之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在从西域到代北,沙陀和多个民族产生互动、融合,逐渐从一个小的部落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在五代,沙陀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本文以沙陀与北方民族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来了解沙陀由一个小的部落到形成民族共同体乃至建立王朝前后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关系。文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讲论文选题的由来、选题的意义、沙陀研究综述、论文的研究方法以及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难点和重点等内容。 第二章在学者对沙陀族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论述,表明笔者对学者观点的倾向性。虽然沙陀中融入了处密、回纥、粟特等民族成分,由于民族的族源具有单一性,不能将其组成成分作为族源。根据沙陀祖先的世系其族源应该是西突厥处月部落之朱邪部。沙陀长期于西域迁转活动,曾一度迁居甘州,后内迁至代北发展、壮大。 第三章主要论述沙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及其民族成分。沙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朱邪部、沙陀、沙陀三部落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三个过程。在形成新的沙陀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沙陀吸纳了回鹘、粟特、达靼、汉人等不同的民族成分,他们共同为沙陀的形成和沙陀王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第四章论述了沙陀和契丹的关系。由于唐末五代时期,北方契丹势力最强,故以此作为文章的一个重点。文中着重论述了沙陀与契丹的四次会盟,这四次会盟各自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体现出围绕利益展开的双方的政治、军事关系。幽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中原的北方天然屏障,同时也是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孔道。沙陀和契丹还曾展开了对幽州的争夺,石敬瑭借契丹援助建立后晋,将幽云十六州割让契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五章论述了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对沙陀王朝的朝贡。本章选择朝贡为对象的原因是,当时北方除契丹之外的其他民族的资料难以支撑一个章节的内容,这些民族都与沙陀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没有什么冲突。文中对朝贡的民族分了西北、北部、东北三个区域分别论述。文章主要在分析表格的基础上来看北方民族朝贡沙陀的次数、贡品、回赐、贡使等内容。北方民族与沙陀王朝之间以朝贡为媒介建立的经济关系,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同时还兼具一定的政治意涵。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作为全国回族聚居程度最高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地处陇东南,又是甘肃东大门的重镇,民族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影响到局部地区的安定,加之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处于两省五县（甘肃省的清水、秦安、庄浪、华亭四县,陕西省的陇县）的交界地带,所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民族关系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显得至关重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民族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对于加强各民族大团结、共同繁荣,促进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将微观和宏观相结合,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民族性与地域性相结合,通过对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的深入调查,并进行个案分析,研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现状,剖析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找出其制约因素,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乃至西北民族自治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在论文组织结构上,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对本文的选题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重点难点进行了概述；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概况；第三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民族关系现状；第四章分析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面临的现实问题；第五章提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七个方面的可行性对策和建议。

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对德昂族1949年以来的民族关系发展进行讨论,认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相比,德昂族民族关系的开放性日益明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央政府通过傣族土司来统治德昂族,德昂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傣族的附属地位,其民族关系体现为民族压迫和剥削的不平等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德昂族整个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变迁,由此也引发了民族关系诸多领域的变化。 第一,从政治上来看,德昂族与其他民族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继而作为一个政治主体与其他民族发生政治关系,这种政治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民族政治关系相比,既有性质的转变,也有格局的变化。 第二,从经济上看,一方面,经济市场化以后,分工逐渐扩展,经济发展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强,打破了德昂族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生产方式,并与其他民族在经济上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经济发展使得德昂族人口的流动也逐渐频繁,为民族关系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地理空间。另一方面,德昂族与其他民族经济密切的同时,其差距也非常明显,由此给民族关系带来了新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因土地、山林等资源而引发的纠纷上。 第三,从文化方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德昂族主要受到傣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傣化”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汉语、大众传媒的普及、封闭的地理、人文环境的打破,德昂族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由此也引起了传统文化的变迁,而文化的变迁,也反映了其民族关系的调适。 本论文即从以上几个方面,以云南省德宏州潞西市三台山德昂族乡为例,对1949年以来德昂族民族关系进行初步的讨论和研究。

青海省海西州地处青藏高原北部,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不适宜农耕生产,因而自古便是游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作为边疆重地,自汉代起,历代中央政府不断从各地招募和迁移汉族群众到海西地区屯田戍边,以达到维护国家安定与保卫领土完整的目的。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汉族移民同当地少数民族一起为改善海西地区的人居生存环境、发展海西经济、构建海西多民族文化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是政府组织移民,还是自发性移民,海西地区移民的数量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在同当地蒙、藏等少数民族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汉族移民在生计模式、婚姻文化、宗教信仰、丧葬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本文以乌兰县铜普镇四个移民村为考察对象,通过调查村落中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典型性来展现海西州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历程,并以村落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民族关系现状来反映海西移民地区民族关系的整体状况。 全文由八章构成,大致可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本研究的整体背景,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概述本选题的相关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写作思路、相关概念与调查点的选择理由分别进行说明。第一章概述了调查地点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沿革、各民族等基本情况。第二章对民国至解放后海西地区汉族移民的来源、类型、迁移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背景对铜普镇汉族移民的情况进行了探讨。 从第三章到第七章为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由对田野资料的具体分析构成。第三章对汉族移民生计模式的变迁过程与原因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详尽探讨了汉族移民多元化的生计模式和当地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四章主要从族际通婚、招赘婚姻、村内通婚三个方面对当地汉族移民婚姻文化变迁进行了分析。第五章对于汉族移民藏传佛教信仰现状与特点进行调查分析,并对藏传佛教与汉族移民民俗的互动、融合进行了论述。第六章对当地汉族移民丧葬仪式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汉族移民丧葬仪式的变迁特点及其功能。第七章通过选取居住格局、个体交往、语言使用、宗教信仰、民族意识与社会距离等六个变量,对当地民族关系现状进行了综合考量,进而探讨当地民族关系的特点,并对如何促进民族关系良性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第八章为本论文的结语,总结海西地区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特点、影响因素,预测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未来走向,并对海西移民地区民族关系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展望。